辽宁省推进精细化工产业集群发展工作专班会议召开 周波主持并讲话

这些都可以说是属于法定的公民抵抗权范畴。

对于人民屁股后面挂的那把小水果刀大可不必动用警力，因为它的存在在很大程度上象征着人民有权利、社会有秩序和国家有魅力。不管是立法还是执法，都应该容忍人民在自己的钥匙链上栓把小水果刀。

无论是公安部发布的《管制刀具认定标准》还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治安管理处罚法》，其规定都是相当严厉的。高容忍度的立法和执法，既能充分保障人民的权利，又能造就相对稳定成熟的社会秩序。如果非要对随身携带水果刀这种管制刀具的吴先生予以处罚，那至少也应该尊重处罚便宜原则，对其从轻处罚，如对他处以警告或没收其水果刀等。这把让吴先生身陷囹圄的小水果刀，系他从正规超市购买的，说明书上说其功能是适合各类瓜果、蔬菜、薯类削皮等。这种便宜原则在其他执法过程中同样存在，比如刑事诉讼中检察官就常常适用起诉便宜原则，对那些有足够证据证明犯罪嫌疑并具备起诉条件的案件作不起诉处理。

最后，此事件中最值得进一步追问的是，为什么所谓管制刀具可以在各种超市堂而皇之地无条件出售呢？为什么任何人都胆敢公开藐视公安部制定的特种刀具购买证制度，可以在超市等地恣意非法购买各种管制刀具呢？长期以来，警方为什么对这两种普遍存在的非法之举听之任之、视而不见？不是身为执法者的警方违法不作为在先，怎么会有各种管制刀具满街跑呢？吴伟春先生又怎么会因随身携带管制刀具而被拘留呢？可以说，警方违法是因，吴伟春违法是果。社会失去活力的国家，其潜在的国力几何自然可想而知。很多劳教决定行为，完全剥夺了公民的司法救济权利，由公安一家说了算。

剥夺公民人身自由的权力必须交给司法机关来最后决定。为了保障行政行为的实施，作为行政强制措施，也可以诉到法院。1980年6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在一份文件中指出：1980年国务院《关于将强制劳动和收容审查两项措施统一于劳动教养的通知》可视为行政法规，在未正式立法之前，可以作为收审的法律依据。一种是刑事强制措施，即为了侦查犯罪、把罪犯送上法庭，为了防止逃跑、防止串供，为了易于侦查，而将人关起来，限制自由，即刑拘、逮捕、监视居住。

我国现在在《刑法》和行政法两者之间，还有一个治安法。文革时以军管等代替了劳教等法律制度，中断10年。

对如何处理，7月18日毛泽东提出了要搞个劳动教养条例，除了少数知名人士之外，把一些右派都搞去劳动教养。由公安、安全、民政、司法、法制等部门组成，办公室都设在公安局，一般由公安局的副局长或者局长兼劳动教养委员会办公室的主任，公章就由公安控制。实践中，出现了大量的公安机关不给劳动教养决定书、不告知家属、限制家属诉权，连行政诉讼权都剥夺的现象。1996年3月17日，中国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

二、裁决须按法律的正当程序进行，不能一家滥权。这次中央政法委采取的方法是符合法律规范的。下一步，应该是国务院作出废止《劳动教养试行办法》，全国人大收回授权立法并同意国务院的废止决定。劳教扩大化在那时即已经产生。

赋予了公安机关对特定对象进行收容审查的权力。收容遣送源于建国初期，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计划经济时期的产物，从最初对游民的收容发展到对外流灾民、流浪乞讨人员的救助、教育、安置和遣返。

此后，经过各地和有关部门的不断博弈，收容遣送制度在实践中脱离原来社会救助的立法原义，逐渐演变为限制外来人口流动，沦为一项严重威胁人权的带有惩罚性的强制措施。国家对于他们的处理和安排，也正是为了保障绝大多数人的自由幸福生活和社会主义秩序不受破坏。

现在全国劳教人员数量巨大，仅广东一省报道2012年就有18000余名。这两个法庭的设立，属于法院自身的内部机构调整，没有难度。最后比较一致的意见，是将其作为一种行政处罚定性，可以到法院起诉，不是一种刑事诉讼程序。被刑拘的人很可能是无罪的，拘错的。裁决程序应有被调查、指控人和他聘请的律师或其他代理人参加，应为被调查、指控人和他聘请的律师或其他代理人提供与调查、指控人进行辩论、质证的机会。原规定主要适用于有轻微违法犯罪行为又不讲真实姓名、住址、来历不明的人，或者有轻微违法犯罪行为又有流窜作案、多次作案、结伙作案嫌疑需要收容查清罪行的人。

因此，有人提出用颁布《违法行为矫治法》，来将劳教问题司法化。二是政权稳定后，作为社会治安的一种手段对付社会不稳定人员。

已经立法的比较典型的法律，就是《治安处罚法》。或者将这个法的终局权交给法院，在法院设立治安法庭，专门审理这一类案件，这样也能够解决。

先后有8名学者上书人大，要求就此对收容遣送制度进行违宪审查。(3)有流氓、卖淫、盗窃、诈骗等违法犯罪行为、屡教不改的，不够刑事处分的。

劳动教养算什么？我们起草《行政处罚法》时，行政法学家对这个问题一直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是行政处罚，即行政权的终局决定，可以起诉到法院，作为《行政诉讼法》规定的司法审查对象。在去年《刑事诉讼法》修改时，我们曾经提出要修改取保候审条款，大量增加非暴力犯罪的保外侦查，但是这个问题最后连提都没有提，新的刑诉法没有考虑这种方案。法治国家的一个基本原则是：非经合法公开的审判，不能确定一个公民有罪，不得剥夺公民人身自由。要将当前许多劳教范畴的轻微违法案件纳入司法审查，法院可以按照目前新的《刑事诉讼法》关于简易程序审理、特别程序审理的刑事案的方法，设立治安法庭和轻罪法庭。

决定程序(除依法应保密的以外)应公开进行，允许社会公众旁听。按照无罪推定的原则，应当大大扩大取保侦查的比例，这样既改善中国的人权纪录，也可以更主动地防止冤假错案。

为此，在人权保护严格的国家，取保侦查是惯例，关押侦查是特例。这样，关于劳教对象，国务院最初发布的关于劳教问题的决定确定为四种人，1982年公安部发布的《劳动教养试行办法》扩大为六种人，2002年公安部发布的《公安机关办理劳动教养案件规定》又扩大为十种人，范围越来越大。

当时主要是收容国民党散兵游勇、妓女、吸毒者和流浪乞讨人员等，后来主要是为了针对因大饥荒而进城谋食的饥饿农民，限制农民进城。中国的《宪法》和《刑事诉讼法》也规定，审判权由人民法院享有，确定一个人是否有罪的唯一机构是法院。

要限制人身自由，必须经过法庭的公开审判，经过自我辩解和律师辩护，由对抗性的法庭调查，司法权确定有罪，作出判决后，才能够剥夺人身自由。从1955年开始，中国的劳动教养制度一直存在了半个多世纪。由此确立：一、除行政拘留这种行政法范畴的行政行为外，任何剥夺公民人身自由的决定必须由法院公开审判裁决。近年随着互联网的发达，大量不当案例被揭露，中国公民法律意识觉醒，废止劳教的呼声一直在高涨。

1957年8月4日的《人民日报》社论《为什么要实行劳动教养》，清楚地说明了这项治安行政制度产生的目的和根源。有人认为，现行劳教制度虽然有种种弊端，但如果完全废除，对现行劳教的对象，如少管所的未成年人杀人、抢劫、强奸犯罪等怎么处理？适用治安管理处罚，无论是罚款还是拘留(行政拘留最多15天)，都解决不了问题。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取消收容审查制度。这是中共十八大后，贯彻依法治国、改进中国人权状况的一个重大举措。

(4)不服从工作的分配、无理取闹、妨害公务屡教不改的。治安行政违法行为，可以适用《治安处罚法》，涉嫌刑事犯罪行为，可以按《刑事诉讼法》进行追究，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由法院的治安法庭和轻罪法庭审判后作出判决。